經濟問題服務于政治問題，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市場生態，也就不可能擺脫對資源經濟的依賴。

相對于諸多右翼威權的實用主義精神，普京左翼威權政治的不確定性更大，也更容易走向經濟失敗。

最近，普京身邊人被爆涉嫌通過離岸公司洗錢。此事發生在威權政治中的俄羅斯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

威權政治并不能根除腐敗，只是培養新的利益集團。此事曝光只是時機有些敏感，普京及其領導的利益集團，正在面臨一場無法回避的考試——201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。

腐敗指控加經濟衰退，可能會令普京自2000年掌控俄羅斯以來，面臨最嚴峻的一次挑戰。

普京的臉面：GDP和廣東差不多

俄羅斯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15年俄羅斯經濟負增長3.7%。自2000年來，這是俄羅斯第二個經濟負增長的年份。上一次是2009年，受金融風暴影響，該年俄羅斯經濟負增長7.9%。

這次俄羅斯經濟的好日子終結于2014年。原因主要有兩方面，一是烏克蘭危機之后歐美制裁，一是受國際油價下跌外部因素影響。

2014年3月，俄羅斯不費一槍一彈吞并克里米亞，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從能源、原料出口到金融等領域展開空前嚴厲制裁。作為報復，俄羅斯推出反制裁措施，斷絕了部分農產品等對歐盟的出口，以致波蘭等國鬧起“土豆荒”。

由于俄羅斯主要出口市場在歐盟，“制裁經濟戰”直接導致盧布跳水。在很短時間之內，普京10位經濟寡頭密友受制裁影響，財富損失數百億美元。

另一方面，受全球經濟低迷以及中國經濟需求不振影響，2014年10月份開始，國際原油價格進入下跌通道，從最高時期的100美元/桶，一直到現在40-50美元/桶左右低位徘徊。

俄羅斯經濟又對能源出口高度依賴。數據顯示，2014年，俄羅斯油氣出口收入共計3450億美元，占出口總額的66.3%，相當于聯邦預算收入的52.2%以及GDP的18.7%。

雙重因素合力夾擊，俄羅斯經濟在2015年跌下深淵。今年一季度俄羅斯經濟仍然在谷底爬行，可以預見的是，俄羅斯將面臨一個L型曲線，長期衰退將成常態。

盡管，沙特等能源出口國也受能源價格低迷影響，但很少有國家像俄羅斯這樣經濟大起大落。學界將這一現象稱為“俄羅斯病”。“俄羅斯病”的病灶在于，對資源性產品出口的高度依賴，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的失敗。

事實上，在普京治下，俄羅斯不但沒有擺脫對資源經濟的依賴，反而呈現出不斷強化的趨勢。

統計數據上來看，在前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經濟結構還算理想。在葉利欽時代，俄羅斯經濟資源依賴逐漸加強。

到普京時代，俄羅斯更像吸食鴉片上癮，身陷資源經濟而不能自拔。2014年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占比到了最高的67.2%。

俄羅斯經濟既缺乏內在的健康增長，亦難以保持穩定的增長。自2000年到2010年，是中國、印度等新興市場高速增長的“黃金十年”，但是，俄羅斯同樣躋身“金磚四國”，卻是資源出口依賴下的“鍍金十年”。

2015年，俄羅斯名義GDP為1.31萬億美元，中國經濟最強的省份廣東GDP約為1.2萬億美元，僅僅比俄羅斯少1000億美元左右。俄羅斯經濟規模和中國已沒有可比性，其大概相當于中國經濟體量的九分之一。轉型25年，普京執政將近16年，俄羅斯經濟最終和中國的一個省份差不多，而且很可能在今年，就可能被廣東輕松超越。普京的高傲與威權掩飾不住經濟的失敗與不堪。

問題在于，俄羅斯的經濟失敗與普京的威權政治存在怎樣的關系？普京的威權政治是不是導致俄羅斯經濟問題的直接原因。

威權政治未必促進經濟高效增長

在回答普京威權政治與俄羅斯經濟失敗問題之前，我們有必要在更加普遍的范圍內回顧一下，威權政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。

威權政治能否更高效地促進經濟增長，學術界曾有爭論。這一爭論來自于既往的經驗和事實。

最典型的案例是當年“亞洲四小龍”中的韓國、臺灣和新加坡。韓國經濟起飛始于樸正熙時代，樸正熙以軍事政變上臺，結束了此前韓國政壇的混亂與政府的軟弱。樸正熙集團抓住重化工業與代工等經濟增長的機遇，實現了韓國經濟騰飛。臺灣和新加坡經濟起飛，也分別始于蔣經國與李光耀威權治下。

在這些案例中，可以看出，威權確實提高了社會效率。威權人物讓行政系統高效運轉，威權突出了政府作用，政府對基礎設施等進行戰略投資，效率也高于普通民主政治國家，同時，這也將有利于提高社會整體效率。一些威權人物的戰略眼光與睿智，令他們把握住了世界經濟大勢，并借此實現了本土經濟成功。

但另一方面，并不是所有的威權政治都走向了經濟成功。阿根廷等拉美威權國家在實現一段時間經濟增長之后，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在阿拉伯世界，穆巴拉克、卡扎菲、阿薩德等威權人物，并沒有取得顯著的經濟成就。在黑非洲，津巴布韋等威權國家更是屢屢爆出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新聞。

顯然，威權政治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。威權政治或許會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，但并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。

另外，威權政治出現之后，會有一定經濟增長的紅利期。這一經濟增長的紅利期，往往來自于威權政治結束了此前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混亂，經濟自然出現恢復與增長，有些時候甚至是報復性反彈。

但是，這一紅利期能維持多久，是長是短，是否具有可持續性，則是一個偶然性問題。這取決于威權人物本身的執政藝術，以及威權政治的轉型。

左翼威權政治與國家資本主義

既往出現的威權政治提供了一個參照坐標，不過，如何評價普京的威權政治，或許更加復雜。

普京威權一方面符合威權政治基本面，但是，和此前出現的威權政治相比，普京威權政治又非常不同。

做一番背景調查或許不難發現，無論是樸正熙、蔣經國、李光耀乃至拉美、西亞等地的威權，巨大多數都可以稱之為右翼威權。樸正熙和蔣經國均受美國影響。李光耀曾經留學英國，其治下的新加坡承襲了英國法治體系。新加坡獨立之后的很多年，在新加坡司法程序終結的案件，可以上訴到英聯邦法庭進行裁決。

但是，普京威權政治并不符合此前的品相，其脫胎于前蘇聯體制，帶有強烈的左翼色彩。左翼威權是蘇聯解體之后出現的新品種。

然而，普京對俄羅斯最大的貢獻或許就是，用威權政治取代了更壞的寡頭政治。

俄羅斯寡頭政治興盛于葉利欽的第二任任期。葉利欽在競選第二任俄羅斯總統之時，得到了列別佐夫斯基、霍多爾科夫斯基、波塔寧等寡頭的聯合支持。葉利欽宣誓就任第二俄羅斯總統之時，7寡頭站其身后。這一鏡頭至今令人印象深刻。

出于對寡頭支持的回報，葉利欽允許寡頭干政，寡頭直接進入政府內閣或者操縱政府，成為常態。例如，“七寡頭”之一的波塔寧出任第一副總理，列別佐夫斯基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長。

俄羅斯寡頭控制了能源、資源、傳媒等重要行業，并通過操縱政府和政策而實現了對國家財富的瓜分。

2000年，普京作為葉利欽指定的接班人，開始執掌俄羅斯政壇。其上任伊始，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葉利欽時代留下的寡頭政治。

普京就任總統之初即表示，“權力真空導致私人公司和機構攫取國家職能。他們控制著自己的影子集團、勢力集團以及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信息的非法安全機構。”

其后，霍多爾科夫斯基、列別佐夫斯基等寡頭成為打擊對象，而波塔寧、阿布、杰里帕斯卡等寡頭則主動歸順普京，淡出政治。普京對寡頭們采取分化、打擊策略，同時，確立了“只要不參政，可以安心賺錢”的原則。

普京踏著寡頭政治殘骸，在俄羅斯建立新的威權政治。相對于寡頭政治，威權政治仍然為一種進步。這起碼為俄羅斯帶來了穩定的治理秩序，有助于俄羅斯經濟恢復與增長。

普京打擊了寡頭政治之后，一改葉利欽時代弱政府強社會的格局，轉而強化國家權威和政府控制。

在經濟上，普京逐漸推行資源、傳媒等產業的國有化，或者國有控股，收回了國家對戰略資源的控制權，油氣出口成為政府財政和公共福利的資金池。俄羅斯走上國家資本主義道路。

另外，在2003年別斯蘭人質事件之后，普京收回地方行政長官任命權，強化中央權威。地方行政長官不再由地方人民選舉產生，意味著俄羅斯民主出現巨大倒退。

普京強化威權的措施還包括強化對民間組織的打壓，掌控傳媒。這抑制了俄羅斯的活力，令社會更加保守。

在意識形態上，普京逐漸回歸傳統和保守。2009年，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將“俄羅斯保守主義”確立為該黨的意識形態。

綜合來看，普京的威權政治強調國家作用、政府主導、可控民主和對媒體的管控，意識形態上反西方，帶有明顯的左翼威權色彩。

與韓國、臺灣、新加坡等威權政治不同，普京威權并沒有在俄羅斯成功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，也沒有形成公平、自由的市場環境。相反國家資本主義大行其道，新的寡頭聯盟繼續壟斷市場，發展經濟習慣搞政治動員，并在油氣資源支撐下，構筑高福利的社會政策。

俄羅斯左翼威權政治的形成，即是普京集團現實選擇，也離不開前蘇聯政治與社會治理的路徑依賴，當然也包括俄羅斯國民心態中的前蘇聯遺存。

經濟轉型何以成了一句空話

普京很早就意識到，俄羅斯經濟過度依賴資源性產品，并提出要通過發展“新經濟”，實現俄羅斯經濟結構轉型。但普京的努力收效甚微。

事實上，在普京治下，俄羅斯形成了新的寡頭集團。一種是官僚寡頭，一些深得普京信任的官僚掌控了俄羅斯經濟命脈，另外，就是順從普京的私營經濟寡頭。

在普京的第一與第二任期內，據統計，普京權力核心區至少有10名高官共同控制著俄羅斯最大也最為盈利的國營或國有大公司，并且在壟斷本行業的同時也控制了俄的經濟命脈。此外在總統的行政部門中，有11人先后兼任6家國有公司的董事長，12人分別是國有公司的董事會成員。另外，有15位高官擔任了6家國有公司的董事長，并分別享有各大公司的24個董事席位。（楊成《新官僚利益集團的崛起于俄羅斯特色的資本主義》，當代世界，2008年02，24-26）

自由主義偏好的梅德韋杰夫出任總統之后，對此進行改革。在2011年，俄羅斯總統辦公廳發布了書面政令，要求目前17家大型國有企業任職的3名副總理級、5名部長級高官在7月1日前，全部辭去其所在企業中的職務。

但是，普京2012年重掌總統大權之后，梅德韋杰夫的自由主義傾向又被糾正。

伊戈爾·伊萬諾維奇·謝欽是普京的親信，在彼得堡時期即跟隨普京，后來出任俄羅斯總統辦公室副主任兼總統助理、俄羅斯副總理等職。2012年，普京再次出任總統，任命謝欽出任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、俄羅斯總統能源發展戰略和生態安全委員會執行秘書。

當國家資本主義取代寡頭資本主義之后，俄羅斯只是以國家壟斷代替了寡頭壟斷，這不可能催生真正的市場經濟。

另一方面，在普京治下，私營經濟寡頭的經濟實力不但沒有被削弱，反而進一步擴張、增強。

據報道，2012年在全球1226名“十億富翁”（個人財富超過10億美元）中，俄羅斯富豪有96位，在排名榜上位居第二。美國富豪人數最多，有425名“十億富翁”，排在第三位的則是中國。

事實上，在2000年至2012年，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體量遠遠不如中國。這個富豪榜只能說明，俄羅斯社會財富集中的速度何其驚人。

根據美國《福布斯》雜志的資料，俄羅斯富豪的主要資產存在于采礦、冶金、石油和天然氣行業。私營經濟寡頭財富快速增長，背后是對資源的壟斷以及對其他私營企業的擠壓。

對普京來說，這些官僚寡頭和私營寡頭，都是進行政治動員的有效工具。在2014年，歐美因為烏克蘭危機制裁俄羅斯之后，普京發起了一場愛國主義經濟動員。

當年12月，阿利舍爾·烏斯馬諾夫——俄羅斯鋼鐵巨頭、推特、Airbnb的投資者、阿森納的大股東，即響應普京讓商人們把海外資產帶回俄羅斯的號召，把所持的電信營業商Megafon和鐵礦石生產商Metalloinvest的股份從境外轉回至俄羅斯公司。

2014年索契冬奧會，波塔寧是最重要的贊助商。

普京雖然也主張發展新經濟，但強調國家作用，以國有企業為主力。這也注定難以取得成效。

梅德韋杰夫出任總統期間，試圖通過自由主義傾向的改革，扭轉俄羅斯經濟對資源的過度依賴。但是，隨著2013年烏克蘭新一輪顏色革命爆發，普京又扭轉了這一方向，改革不了了之。

另一方面，不計經濟后果，強硬對抗歐美，是普京強化個人權威，獲取國內政治支持的手段。

2014年，克里米亞事件之后，盡管招致西方的經濟制裁和報復，令俄羅斯經濟遭受重創，但是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不降反升。這也給反對黨造成了巨大的壓力。一個小規模的反對黨竟然因為，是否采取民族主義立場在克里米亞事件上支持普京，而發生了分裂。

然而，克里米亞效應已經過去了兩年，俄羅斯正在慢慢品嘗不計經濟后果的強硬外交釀下的苦果。

普京的左翼威權政治之所以成為俄羅斯經濟失敗的直接原因，正是在于俄羅斯經濟背后仍然是政治，一切經濟問題都是政治問題。經濟問題服務于政治問題，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市場生態，也就不可能擺脫對資源經濟的依賴。相對于諸多右翼威權的實用主義精神，普京左翼威權政治的不確定性更大，也更容易走向經濟失敗。

右翼威權的執政合法性離不開經濟，左翼威權則可以依靠政治而實現統治。普京要想贏得俄羅斯人的支持，不是一件難事，因為，他有的是政治手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