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的筆觸，已經不能抵達魯迅曾經抵達的領域。不管是因為文學生態惡劣，還是因為寫作者個人的逃避和自我保護，總之魯迅觸及的，很多我們不能觸碰。比如我們就寫不出《紀念劉和珍君》那樣的散文。

——小眾，玄武

（《魯迅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警示意義》，摘在“跨語際對話：文藝評論國際論壇——世界性與民族魂：當代文藝視域中的魯迅傳統”上的發言）

 

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

 

魯迅是誰 

陳丹青

 

一

 

我們可能都會同意，幾十年來，中國歷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。而魯迅的被扭曲，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。從五十年“政治話題”到近二十年的“魯迅爭議”，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，今天，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。

 

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的“還原”。

 

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，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；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產，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產。魯迅的幽靈、魯迅的讀者，八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、兩份遺產之間游蕩。

 

看看西方。譬如但丁、蒙田、莎士比亞、歌德、黑格爾、托爾斯泰、尼采、馬克思……都是巨大的歷史公案、文化公案，他們在身后也不斷被解讀、塑造、發掘、延伸。他們屬于不同的國族和時代，但不屬于政權；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發生深遠影響，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；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，因為后人接續了他們的文脈；他們歷久常新，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歷史坐標。

 

魯迅身后的命運正相反：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頭牌，但始終抵押在政權手里；他對現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，卻淪為政權的超級打手；他被懸置，但難以過時，因為他身后既不曾出現、也不可能出現等量齊觀的人物；他歷久長在，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響，而是最高規格的孤立狀態；他的全集一版再版，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系。

 

相比被封殺、被遺忘，魯迅身后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，更其悲哀。

 

九十多年前，魯迅的大愿是：“救救孩子！”

 

今天，我們的命題可能是：“救救魯迅”！

 

二

 

我始終覺得，魯迅根本無法還原，重要的不是魯迅，不是還原，而是“我們”的變化。

 

最近，香港鳳凰臺來訪，給我一組關于魯迅的質疑。有的早就聽過，有的聞所未聞。在半小時訪答中，我無法展開談論。現在順著問題想下去，我清清楚楚看見，問題在我們，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產。

 

其一，魯迅可以商榷嗎？

 

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，是極權文化才會提出的問題——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“商榷”，理應 “商榷”。但我不用“商榷”這個詞，那是中國式偽爭論的代用詞，吞吞吐吐，躲躲閃閃。當“商榷”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，正是抹殺批評，禁止懷疑的年代，我們是思想被封鎖被掐滅的幾代人證。

 

其二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？

 

我的回答是：假如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、批評和抗爭，那么，這種精神不但絲毫沒有被繼承，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鏟除了。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，因為誰也繼承不了、繼承不起，除非你有兩條以上性命，或者，除非你是魯迅同時代的人。最穩妥的辦法是取魯迅精神的反面：沉默、歸順、奴化，直至珠圓玉潤。

 

其三，魯迅喜歡罵人，是否導致人們互相攻訐斗爭的惡習？

 

阿彌陀佛！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么？有趣的倒是看看別的國家、別的時代，文學家思想家怎樣罵人：有人問福樓拜最近在干什么，他說，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，向他們頭上倒糞便；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，誰都罵，罵皇帝和教主，罵莎士比亞和尼采，罵前輩赫爾岑，罵老朋友屠格涅夫，當然，也罵他自己；尼采的咒罵則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，他說，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，那就是耶穌，而“耶穌教”是兩千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……

 

三

 

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。我們的思維模式、話語習慣、價值判斷及無數生存細節，幾乎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。我們的困難不是不認識魯迅，而是不認識我們自己。要還原魯迅，恐怕先得借助魯迅的生存經驗，做一番自我還原：

 

譬如，

 

魯迅在中國數度遷移，但不必到派出所申辦戶口或暫住證；

 

魯迅與好幾所大學有受聘解聘的關系，但從來沒有一份人事檔案尾隨其后；

 

魯迅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，但從未受制于任何單位領導；

 

魯迅被特務監視，但弄堂里沒有居民委員會；

 

魯迅的文章常被封殺禁止，但從未寫過一紙思想匯報與書面檢討；

 

魯迅被多位友朋明攻暗傷，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檢舉揭發；

 

魯迅被不同陣營污蔑圍攻，但從未被國民政府“打倒”并發動全國性批判；

 

魯迅活在戰禍頻仍的時代，但從未領教過舉國民眾的武斗；

 

魯迅最擅逃亡，但不是為了逃避隔離審查、監督勞動或遣送下鄉；

 

魯迅活畫出舊文人孔已己的凄慘末路，但對學者教授淪為囚犯或賤人的經歷毫無感知；

 

魯迅為我們留下永恒的阿Q，但絕想不到阿Q同志后來可能當上役使鄉民的村長，甚至縣長；

 

魯迅私通亂黨，名列通緝，但從未被戴上一頂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帽子，所以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與委屈；

 

許多人譏嘲魯迅是位“紹興師爺”，可他從未經手一件我們時代哪怕最卑微的“冤假錯案”；

 

兄弟失和誠然是魯迅最難釋懷的內傷，此外，要論無可申說的個人委屈和無妄之災，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閱歷深厚；

 

晚期，魯迅主動閱讀馬克思學說，但從未被命令以唯物主義檢討、修改、以至公開否定自己的著作；

 

不消說，他從未申請入黨，從未聽說全國文聯作家協會，從未被阻止或恩準閱讀“內部文件”，從未由于行政級別分到或分不到一間住房，從未受過哪位人事處科員的威脅或奉承；

 

他的葬禮與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禮完全不同，不是國家操辦；

 

他被覆蓋《民族魂》大旗的殊榮不是根據國務院或中宣部的指令；

 

還有，魯迅生前從未見過糧票和布票。

 

四

 

八十年歷史，是我們與魯迅成為彼此的異類的歷史。

 

今天不論怎樣談論魯迅、閱讀魯迅，我們的感知系統或研究手段，其實都很難真的奏效。在我們的上下周圍，魯迅那樣的物種滅絕了——豈止是他，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，偉大的早期共產黨人，偉大的革命者與啟蒙者一代，在今天的人群與人格類型中，消失凈盡。

 

我們只有一位魯迅。當我們這代人被縱容閱讀魯迅及不準閱讀胡適，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質。而魯迅死后，他的價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：或者割裂、或者歪曲，休想繼續傳遞、提升、展開。

 

魯迅的大半命題在今日中國遠未過時，卻被迫停在過去時。同時，那份政治化的魯迅遺產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輸至今，看不出停止的跡象——在中國，魯迅和馬克思各有分工：魯迅專門負責詛咒萬惡的舊中國，馬克思專門負責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性。

 

而今 “與時俱進”的國情又將魯迅和馬克思的臉涂得又紅又白，他們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國現代史上空，既當圣人，又做惡人。

 

不是嗎？今日千千萬萬中學生大學生對馬克思或魯迅敬而遠之，又不得不與之周旋：他們年年必須背誦馬克思教條（俗稱“馬概”）以便通過政治考試，又年年被迫閱讀魯迅并書寫讀后感。

 

什么是馬克思主義？魯迅有哪些價值？孩子們根本不在乎。在今日知識譜系中，馬克思與魯迅被重視的程度是半世紀以來最低點，除了屈就而厭煩，年輕人對他們沒有尊敬，沒有愛。

 

這也是為什么維護或質疑魯迅的種種絮叨，均難發生真的影響和說服力。

 

魯迅早將自己燒毀了，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，應該是我們——我們愿意被照亮嗎？